一、关于历史问题

    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中日友好往来绵延两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两国关系才发生逆转。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二战以后，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30多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不仅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但是，中日关系也有消极点，新老问题并存。

    老问题最突出者，莫过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领土钓鱼岛问题以及东海问题。

    日本国内，朝野都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右翼势力，总想重温军国主义的美梦。他们否认历史上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为历史翻案。近年来,日本政界要人在公开场合曾多次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灵位的靖国神社。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亚洲舆论的强烈谴责。1996年7月，首相桥本龙太郎，突破多年禁忌，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亚洲舆论再次为之哗然。这一年大选，自民党竟然把参拜靖国神社赫然写进竞选纲领。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提出“卸下历史包袱”、“恢复平等待遇”的口号，连续四年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虽然作为首相也曾经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韩等邻国反对，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参拜。与前任首相相比，小泉对邻国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反映他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顽固立场。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的另一表现是给日本右翼炮制的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新编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审定合格”。特别是在最近，对右翼通过修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再次“审定合格”。其中，民间提交的某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关“独岛（日方称其为“竹岛”）问题在日韩之间存在争议”的表述，竟被官方强制修改为“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日本历届政府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态度含糊、摇摆，他们一面表示“反省之意”，另一面却制造、纵容、支持歪曲历史的活动，联系到历史上日本惯于背信弃义，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他们“反省”的诚意。因此，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必然要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历史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日本政府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两国关系才能平稳发展。   

    二、关于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东北约一百海里处，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一些小礁石，总面积约5.3平方公里。离日本石垣岛约八十海里。岛上目前无人居住。

    钓鱼岛问题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背景。1895年，日本政府乘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之机，于《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1951年9月，日本同美国等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意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群岛交由美国托管。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明确向日本归还冲绳的施政权，次年5月钓鱼岛被一并“归还”日本，至今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迄今我们与日方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向国际社会充分彰显了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立场，有力维护了我们主权权利。

    我国与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我们应将钓鱼岛问题放在中日关系长远发展的大框架内来看待和把握，坚持从长计议。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关于东海划界问题

    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存在争议，这是客观事实，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现在，日本政府已决定授权民间公司在东海所谓“中间线”以东进行试开采。这种行动只会导致东海形势将更加复杂和尖锐，使问题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东海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只有双方都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东海问题，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实现互利合作，并使东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友好之海、合作之海，而不是对立之海。   

    四、关于日本“入常”问题

    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涉及到日本”入常”问题。

    日本自1994年首次正式提出”入常”以来,一直积极寻求国际支持,现已得到包括美、英、法等四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支持。但日本要“入常”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而安理会改革首先要修改联合国宪章。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中俄美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要想扩大常任理事国，必须要修改宪章，先提出宪章的修改草案，可能会有很多草案。然后在会员国大会上大家来讨论。讨论以后，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在联大投票过程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可以投不赞成票，但在这个阶段，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这一步完成以后，即联大通过后，还要相应的成员国的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再通过。这个时候，这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立法机构如果不通过，修改后的宪章还是不能正式生效。在这个时候，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就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到时候即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提案，但是最后如果中国人大通不过，联合国修宪提案也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日本一些人考虑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要是通过，中国可能也不会投反对票，顶多弃权，而弃权不会影响日本入常。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周全的考虑，我们认为在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要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最好搞充分协商、协调一致，而且不能有时间的限制。非要在6月底怎样、9月底怎样，这是不认真的态度。最近在意大利很多国家召开了咖啡俱乐部会议，会议有119个国家参加，中国、美国、俄罗斯参加了，很多与会国都表示支持我们提出的主张，就是不能设时限，应该充分协商、协调一致。实际上，日本政府以为安南发表的讲话对他们很有利，能够起到带头的作用，支持日本入常。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今后会有很长时间来讨论、提交提案，最后能够得出一个真正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有利的结论。

    日本“入常”问题,事关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变,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特别是过去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关注。人们质疑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并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以及源于历史问题的各种现实问题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五、理性看待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本经济则持续低迷,中日实力对比出现历史性变化,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1:10縮小到近1:3。我国的快速发展,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很不适应.受此影响,日本对华心态日趋复杂,既看重我广阔市场,希望从我得到实惠,又对我心存疑惧。日本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明显一例。日本担心,欧盟一旦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中国得到了先进技术,就不再会依靠日方取得先进技术和设备,日本就会失去相当大的市场。

    另一个因素是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应该说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但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的情绪,十分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而中国方面对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批评,谴责,又在日本一部分民众当中引起了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日本的“历史辫子”,“又在打历史牌”之类的情绪性反应。以小泉为代表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他们的习惯用语就是“那场战争在我们出身十几年前就结束了”,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而可能接替小泉担任首相的政治家则早早表示一旦当上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这预示中日历史摩擦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六、正确看待和把握日本问题

    （一）始终坚持从我长远战略高度认识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彼此关系的起伏变迁对各自国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两国古代友好交往的历史和近代兵戎相见的历史，都很好地说明了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日本是对我国有着多方面重要影响的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已经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在2004年年度,日中贸易额已达1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对日出口仅次于欧盟和美国,居第三位.截止到2004年底,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金额666亿美元,居外国对华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首.两国民间往来也十分频繁,现来往于中日间的航班每周达500多架次,提供的座位达十万个,两国年人员往来已达400余万次.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对于我确保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稳定周边环境，推动区域合作，走活外交全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苦难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大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外交领域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服务。

    （二）坚决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对日工作

    中日关系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其中既有合作与协调，又有竞争与摩擦，始终面对着各种风雨考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精神，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目前情况而言，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我们付出艰难的努力。为了我们国家的长远利益，难度再大，我们也要设法克服。这要靠党中央的领导，要靠国家的力量，要靠人民的智慧。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完全能够的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妥善处理对日关系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要靠发展，靠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三）精心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不认账”和在中日关系上“开倒车”，我们感到十分气愤。我们应该怎样回应日本当局和少数右翼人士的反华行为？“抵制日货”，这是一个马上就能想到的行动，但是，后果如何，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现在的日货已经不好定性了。一方面，所谓的日货也许并不在日本生产（比如国内有广州,天津,长春合资的汽车厂生产日本牌子的汽车，更多的企业生产日本品牌的家电产品），即使是在日本生产的日货，其中也可能包含中国生产或中国品牌的部件；另一方面，表面上看起来不是日货的东西，如其他国家品牌的产品，甚至很多中国品牌的产品，其中也有采用了日本生产的零部件（例如很多液晶显示器中的液晶屏，都是日本生产的）。再者，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我国已经加入WTO，就要依法保障自由和公平贸易。在WTO的背景下，抵制日货这样的行为，只能是个人的感情用事，不可能成为合法行为。作为一个青年,既要有澎湃的爱国激情,也要有冷静和理智,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对待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表达爱国热情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冷静和理智。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发展战略机遇期,安定团结是中国的大方向。我们要从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角度去看中日关系,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